况，绝大多数的大地主和大士绅们，其实压根就不靠种地盈利。

    你以为他们平日里苦哈哈的靠那点庄稼地，实际上……他们的利润，其实远远超出了商业所带来的利润，而且还旱涝保收。

    家里有大量的土地，就可提供一个安稳的环境给子弟们读书，读书之后，考功名，哪怕考的不是进士，即便是一个秀才，在本乡，其实已经算是人上人了。

    丰年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囤积粮食。

    而到了灾年，就大量的以低得令人发指的价格收购更多的土地。

    不只如此，还可垄断本乡、本村的保长、甲长的名额，如此，就有了代县里征税和决定谁来服徭役的特权。

    每年大量将钱粮借出去，一年的利润，至少在五成以上。

    五成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十两银子，你只需躺在家，两三年之后，就可得到二十两纹银。

    通过出借钱粮，等到连年大灾的时候，不但可以囤货居奇，将重要的粮食、布匹捂在手里，牟取更多的暴利之外。更是通过债务，控制那些灾荒中流离失所的百姓。

    表面上，法令不可蓄奴，可在人要饿死的时候，哪怕一文钱不出，给他一天两顿馊饭，让对方为你当牛做马，人家也要跪下给你磕头，对你感恩戴德。

    所以传统印象中，地主和士绅是靠天吃饭，农业的利润微薄，其实根本是假象，对于农户和佃农而言，确实是如此。

    可对士绅们而言，实际上……他们所掌握的，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这个行业有很高的准入门槛，旱涝保收，利润惊人，而且在本乡本县，都有各种隐形的特权。

    因此整个古代，几乎所有的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地主，继而通过财富培养子弟，成为士绅，再牟取到利润之后，拼命的将这些钱粮扩张土地。

    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在无数内卷的士绅和世族们不断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直到灭亡。

    至于其他的任何生产，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所需投入不小，获利也未必能如意，还要遭受歧视，所谓的工商活动，几乎被压到最低。

    所谓的工商衍生出来的萌芽，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萌芽永远是萌芽，永远都不可能开出任何的果实。

    张安世是个有道德感的人。

    至少他知道，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里，想要改变，唯一做的，就是斩断士绅牟取暴利的手段。

    只有将他们的暴利一根根地斩除，让土地的投资，回归到本该有的位置。

    那么……秦汉时期，那些同样的读书人，不再以兼并土地为一切，而是以立功封侯为理想的人，才会不断地涌现。

    他们不再拘泥于土地的兼并，也不再是以维护土地制度为一生的终点，而是怀有远大的理想，而不是躲在一亩三分地上拼命的内卷。

    “陛下，万事开头难，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先要立规矩，这钱庄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稍有变动，都可能影响国计民生！”

    “除此之外，臣这边，还打算设一个算学学堂，招募人来学习，这钱庄要铺开，就必须得有大量账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事。”

    朱棣道：“你说罢。”

    张安世便又道：“除了算学，因为涉及到了大量的契书以及抵押，还有各种票据，这其中……还需大量的讼师。”

    “讼师？”朱棣眉一沉，这其实是个敏感的问题。

    古代有个约定成俗的规矩，就是民不举官不究，父母官们乐于没有诉讼，这样才显得自己治下海晏河清。

    而地方的士绅们执行家法或是族法，也不愿官府来干涉乡间的纠纷。

    至于朝堂上的大臣们，当然也不希望到处都是纠纷，影响这太平盛世。

    于是乎，讼师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这些精通律令条文，给人书写状纸的人，不但被人瞧不起，有时惹了父母官，少不得还要狠狠收拾的。

    张安世这家伙，显然又触碰到了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

    张安世看着朱棣犹豫的神色，继续道：“臣打算再办一个律令学习班，招募人学习律令的条文……”

    朱棣只道：“有这个必要吗？”

    张安世很是认真地道：“涉及到了大量的金银，难免就有纠纷，钱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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