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并且担任了知制诰负责撰写皇帝诏令，还担任过国子学博士，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而宋濂、王袆（《元史》总裁官之一）、傅烁、金涓、朱廉、傅藻，明初一大票足以称为“大儒”、“儒宗”的儒者，都是黄溍的门生。

    所以说，黄溍的“新浙东学派”的思想，才是明初正经的官学、显学。

    “新浙东学派”的宋濂、王袆等人，主要继承的是黄溍推崇的朱熹理学，但宋濂在师承黄溍的同时，上接许衡、吴澄等人的思想路线，很强调心的作用，他以求我寸心、自我觉悟为为学首要任务，也就是“世人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经，斯远矣，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经也，弗之思耳”，有点心学思想那个意思，但核心还是返诸己身那一套，属于诚心正意的范畴。

    方孝孺为什么在建文时代名声这么大？除了他学问确实不一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宋濂亲传弟子，是“新浙东学派”，也就是大明最显赫的学派的这一代掌门人。

    不过作为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的学术观点跟宋濂还是有点差异的，方孝孺更强调“博文约礼、格物致知”，提倡笃行践履，反对空谈心性的“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的顿悟流修习法门，方孝孺主张读书穷理，反对自我觉悟而同宋濂异趣，这是经刘因、许谦等人的思想发展而来。

    但总的说来，明初的理学家着重于博学广识，考定文物制度，纂修前人著作及前代历史，理论上建树不大，思想特点都不是很明显，哪怕是“新浙东学派”内部，也是一代掌门人一代思路。

    可惜，两年前“新浙东学派”因为方孝孺那句“诛我十族又如何”基本被噶了个一干二净

    姜星火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叫做“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把那俩熬死，活下来的就是老艺术家”。

    这不巧了吗？

    颇有点地狱笑话的意味，现在“新浙东学派”活下来的只有一个人了.

    姜星火照了照衙门里的玻璃镜子。

    ——“新浙东学派”字面意义上的唯一传人·“旧浙东学派”永康、永嘉学派实学事功思想的集大成者。

    就是你了，姜星火！

    “心学、理学，都要来些人，嗯，这些人都很不错。”

    又看了看名单，再看看给自己的安排，姜星火越看越满意。

    其实这么安排是很自然的，在外界看来，姜星火如果抛去身上“谪仙人”的神秘色彩的话，在学术思想上，大体上是兼容理学、实学，以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为主，属于正统的真正复兴浙东永康、永嘉学派之人，说是实学宗主也不为过。

    对于大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而言，在学术水平上，姜星火的主要贡献在于给理学的天理论（以矛盾解太极），格物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践方能出真知），工夫论（知行夹持，循环无端，以致良知）做出的决定性突破，这三块理学大厦始终没有填上的砖，被姜星火给填上了，补上了窟窿。

    单从已知的学术贡献来看，姜星火在整个学术界，就已经是稳稳坐三望一的顶级儒宗了。

    而还有诸如在幕后提出心学新论、解答有命论与志气说等等未发布的观点，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哪怕是最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也并没有人质疑姜星火的学术水平，只是普遍对他的立场和观点不太认同而已。

    姜星火一手道德层面的实学，一手实践层面的科学，一起构建了现在大明独有的“新学”，虽然从整体的相对数量上来讲还很弱小，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跟随者已然是如过江之鲤，他本人在大明学术界的影响力自然也非同凡响。

    而且这种影响力，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如果这次论战获胜，那么国子监的学风毫无疑问将会倒向姜星火想要的方向，也就是更加充满革新与探索精神，成为整个大明思想的前沿阵地。

    除了国子监，姜星火还直接控制着大明行政学校。

    而一届又一届的科举，随着教材的改动，以及朝廷掌握着的实际命题控制权，只要变法派能获得尽量多地区的乡试主导权和尽可能多的殿试主导权，那么一届又一届的读书人，自然会从程朱理学，开始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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